丨垃圾分类大时代
垃圾分类时代正迎面而来。
我们习惯了所有垃圾都放到一个垃圾桶，却不习惯垃圾围城。要打破恶性循环，必须从源头下手。
在中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不应缺席。我们为污染工厂的倒闭与撤离欢呼，也应为自己产生的垃圾负责。这些年来，街头巷尾各式各样垃圾分类的标语与口号并不少见，但是仍需要变成现实，化为行动。
上海已经先行一步，其余城市也将很快跟上，每个人都需要做好准备，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迎接垃圾分类的大时代。


“我们是做外卖生意的，产生的垃圾少，缴费标准能不能降低一点？”
7月2日上午，上海市奉贤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征收管理科门前被围得水泄不通，几十位当地商户在这里议论纷纷，向垃圾清运主管部门沟通寻求降低餐厨垃圾清运收费标准。
按照规定，当天是奉贤区餐厨垃圾清运费缴费的最后期限，若拒绝缴纳，则后期难逃市容检查时的巨额罚款。
这是7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后，全民动员、动真格罚款等举措下，给这座城市带来一系列影响与变化的缩影。
《条例》正式实施第一天，上海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检查了1588个小区，开出责令整改通知书177份，其中更有4名个人被开出了垃圾分类罚单。种种举措，皆显示着上海正式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执行时期的力度。
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上海多个社区、商圈以及工业园区后发现，上海垃圾分类强制执行后，各不同主体在垃圾分类的前端、中端与末端正迎来一场快速变革，使得《条例》的强制执行举措的“蝴蝶效应”正不断形成。
与此同时，在当前推进上海垃圾分类强制执行的过程中，垃圾分类背后的诸多产业也正迎来风口期，尤其是在关键的设备生产制造、分类处理服务等环节，产生了诸多新的产业动态。
受访专家表示，《条例》的正式实施引得诸多产业竞相进入并热炒垃圾分类产业。垃圾分类从理念变为法律法规，最后落地实施，无论是改变市民生活习惯，还是推动相关产业发展都要有一个过程，也需要一个可持续性的长效机制予以支持。


丨《条例》执行力度不小
从2000年上海被列为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开始，近20年间，上海这座城市与垃圾分类“斗争”所走过的政策历程并不轻松。
一直以来，垃圾分类政策举措以倡议和宣教为主，这在2017年发生扭转。2017年，国务院出台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上海等46个城市要在2020年年底前，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同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列为重点调研项目，2018年将该项目正式立法。
进入2018年4月以后，上海开始进入垃圾分类政策密集出台期。当年4月10日，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市2018-2020年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继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和“完善生活垃圾末端处置体系”等5条具体举措。
10天后，4月2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正式发布，规划到2020年沪上所有区要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90%以上的居住区垃圾分类实际效果要达标。
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条例》，并定于7月1日开始实施，标志着垃圾分类在上海推进近20年后，正式从此前“温和”的宣教开始进入强制执行时期。
7月1日上午，记者在实地走访多个社区和工业园区后发现，进入强制执行时期后，上海垃圾分类的强制监督力量更多地偏重在社区和商圈内，工业园区内的垃圾分类则更多依靠传统的市场力量。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强制执行垃圾分类对上海当前的部分商户影响较大。早在7月1日前，上海各区就已开始通过收取餐厨垃圾清运费的方式，对餐馆等经营性商户推行垃圾分类，至今仍有不少商家对强制实施的湿垃圾清运管理费的标准问题存在疑问。
7月2日上午，在上海市奉贤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记者看到一众辖区内的经营商铺店主前来与当地主管部门沟通，要求降低“每年最低7200元”的餐厨湿垃圾清运费用标准。
当前上海部分地区正对商铺收取餐厨垃圾清运费，根据经营面积分别收取7200元/年和14400元/年的行政费用。7月2日，正是缴费限期最后一天。
在现场，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和商家解释称，目前这一收费标准是考虑多种现实因素后综合制定的结果，无法更改。只要在辖区内开设餐饮类的店铺，就必须要按照这个标准缴纳餐厨垃圾清运费用，“并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与空间”。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上海推进垃圾分类的方向毋庸置疑，但在推进过程中要避免“一刀切”的现象。
“垃圾分类增加收费，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实际过程中进行更加细致的标准划定与调整？”曾刚告诉记者，《条例》正式实施后，上海采取对餐厨垃圾清运费的强制收取政策，能够为上海正在构建完善的湿垃圾后端处理体系发挥重要支持作用，但在推行的早期阶段也要重视商户的信息反馈。
在走访中，记者还发现上海实行强制垃圾分类后，工业园区内的垃圾分类工作并不像社区内拥有众多力量监督，更多地则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推进。
一位常年从事工业园区垃圾清运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前面对密集且严格的垃圾分类检查，上海不少园区物业公司在原有的固废垃圾处理体系中，也正组织市场主体介入园区内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为企业提供相应的服务。由于园区内企业生产涉及不少可回收垃圾、危害垃圾等，通过早期专业公司的介入进行分拣与分类，在实施垃圾分类的基础上，还能够为物业公司挣得一定的利润。
“迫于企业垃圾分类执行不好将罚款5000-50000元的压力，当前很多公司也开始接受这种专业处理公司在部分垃圾处理方面进行统一收运与投放。”上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曾刚认为，诸如此类的垃圾分类服务业态的形成，是政策驱动的表现，但也要在法律法规的允许下形成产业形态，以保障长效运行。


丨垃圾分类产业站上风口
记者发现，7月1日正式实施《条例》后，也为资本市场带来了重大利好，尤其是涉及环保垃圾处理相关的市场主体，其发展前景被市场看好。
自6月以来，垃圾分类概念股已出现了一轮集体“狂欢”。据Wind数据显示，6月份以来，17只成分个股中有16只出现上涨，上涨幅度最大的龙马环卫达到了61.78%。其中13只个股涨幅超过10%，中国天楹、上海环境等四只个股涨幅超30%。
除此之外，面对“史上最严”强制分类举措正式实施后所带来的巨大市场红利，逐利而来的企业也早已聚集上海。
据启信宝研究数据显示，近年来，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中，上海垃圾处理业务方面的企业增长最为快速，2018年迎来峰值，至今已有2156家垃圾处理企业实现注册。
企业扎堆，直接体现在垃圾分类细分服务领域的崛起。在走访中，记者发现目前上海已有不少公司通过电商平台为市民提供上门指导垃圾分类与代扔垃圾的业务。同时，也有不少公司采用承包写字楼生活垃圾，统一进行分拣后再进行分类投放的业务。
垃圾分类强制执行除了带动前端的相关服务业外，也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快速崛起。记者注意到，近期各大类电商平台上，出现不少分类垃圾桶月销量上万的商家，还出现了垃圾桶卖断货，部分垃圾桶甚至进行限购。
消费端的崛起，也直接带动后端产品供应链的火热。近期受上海实施垃圾强制分类的影响，塑料日用品产量占中国市场70%的浙江台州，正在加班加点生产分类垃圾桶驰援上海。
“这是之前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浙江台州航星塑业总经理唐传余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今年2月份开始，来自上海的分类垃圾桶订单就开始猛增，让原本6-8月处于淡季的塑料加工行业“摇身一变”步入旺季。
“整体订单量增长超过50%，现在注塑机都是24小时工作，厂里每小时要生产400个分类垃圾桶发往上海。”唐传余告诉记者，上海垃圾分类的政策对台州的塑料生产企业带来不小的影响，原本并不紧张的产能供给一下子变得供不应求。“很多人都是守在工厂里，一出货就拉走了。”
据阿里数据显示，近一个月以来3000家台州日化塑料企业受益垃圾分类，线上买家增长近一倍，分类垃圾桶等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过45%。
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受益于上海垃圾分类强制执行政策，市场中正在掀起一轮炒作垃圾分类概念的情况，但很多产业自身还缺乏长效运行的市场基础和机制保障。
杜欢政表示，垃圾分类从理念成为法律法规，再到项目落地推动产业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其中，分类垃圾桶的生产热潮，除了因为补之前的整体设施不足的短板所致外，一定程度上也与部分商业主体“趁网络热度”的情况有关。
“从产业生态而言，当前上海执行垃圾强制分类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距离形成整体的垃圾分类产业链，构建循环经济闭环还为时过早。”杜欢政告诉记者，上海垃圾分类在前端分类服务和后端处置体系间还缺乏足够的匹配与衔接，垃圾分类产业要实现长效可持续发展，这应是要解决的关键。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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