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编辑张杨运
“2019陆家嘴论坛”于2019年6月13日-14日在中国·上海举行，论坛主题为：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办，以下是全体大会五：全球经济增长新视野下的中国金融开放。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始终难以真正走出低迷。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各国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潮中积极寻找增长新动力。另一方面，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有所抬头，全球化进程出现深刻变革。对此，中国始终倡导坚持开放融通、创新引领和包容普惠。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金融要如何选择对外开放的路径和节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中国金融走出去、深化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怎样的探索和经验？上海正在建设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支付、清算中心以及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又将迎来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主持人：
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
对话嘉宾：
周小川，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金融学会会长
PaulROMER，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获得者、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演讲嘉宾：
K.V.KAMATH，新开发银行行长
朱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前副总裁
YasuhiroSATO，瑞穗金融集团公司董事长
HowardMARKS，橡树资本创始人及联席董事长
毕明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及管理委员会主席
任志刚，香港金融管理局前总裁
杨燕青：各位领导、各位贵宾、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陆家嘴论坛第二天全体大会，这一场主题是全球经济增长新视野下的中国金融开放，这是全世界和中国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重要话题。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围绕在四个方面：一是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行，而且无法回到危机以前的水平；第二全球高债务在持续，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我们总觉得可以退出，但最终发现比较难退出，比如下一周美联储也许会降息而不是维持退出政策；三是全球科学技术和创新正在带来革命性的新变化，也在重塑未来的经济；四是全球化的进程，目前面临一些逆转甚至看到了非常多的贸易冲突，这是今天讨论中国金融开放包括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大背景。
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大家非常关心中国的开放战略如何制定，包括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应该如何进一步推进。今天有两位非常重要的嘉宾，我非常高兴能主持今天这一节讨论。第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周小川先生，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周行长不遗余力推动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提高，同时让中国在全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周行长解读中国经济和中国政策，在国际上让大家明白而且知道中国正在做什么，中国向何处去，如何对中国有信心。非常荣幸周行长今天可以来！
另外一位嘉宾大家也非常熟悉，PaulROMER，他是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获得者。如果大家看一下PaulROMER的主页，你会看到他给自己的三个定义非常有意思。第一个，他1986年的论文奠定一个基础，在1990年重塑了全球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到今天还对全球有重大影响。第二个是有关“一带一路”的。第三非常有趣，他对自己的定义是一个创业家。因为他有这三个非常有趣的角色，他在全球受到极大的尊敬，也引起了全球范围内非常大的争议，包括在世界银行。今天我们不会触及到所有的这些问题，但是还会非常有趣的讨论这些问题。
问：从PaulROMER教授开始，根据你的增长理论，专业化会形成国际贸易和回报的增加，这一届美国政府以及美国总统我相信他不太理解这样的理论，你是不是应该教他一些经济学？
[PaulROMER]首先，我讲一点我们不太做的但是应该更多做的。我从来没有给任何金融公司做过顾问，也没有做过任何公司的顾问，没有做过任何董事会的成员。我的工作主要是告诉大家我认为什么是正确的，以及我认为世界银行什么是正确的，也许他们有时候会不太舒服。
金融行业并不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我主要研究的是技术，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些我的了解和警示。这是我要说的前言，回顾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有更好的视角来看现在的波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变化或者发展就是1200年以前，大家开始进入城市，消费是很通用的，生产方面实现了专业化，生产专业化之后你什么东西都买，实现所有活动和生产力的最高，生产的专业化以及消费通用化。
什么是一个正确的规模？一个城市一百万人口或者一千万人口能够实现很大的专业化，一个国家可能有一亿或者五亿甚至十亿的人口，到目前为止专业化仍然非常重要。比如制造某种芯片，可能世界上只有你能做，这些理论对于总统来讲太复杂了。
现在世界上的专业化并不是非常多，不同地区可以自给自足，就影响了一定的专业化，但这对于整个世界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是有好处的，技术和贸易的进步仍然会继续，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不像以前那样全球化了。
问：国际贸易大背景的变化，会如何影响全球经济、中国经济甚至包括美国经济，同时对全球金融市场包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
周小川：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的调整肯定会起到一定正面的作用。这些政策虽然有正面的作用，但针对性不可能太强，不可能对症下药。在短期宏观政策调整下，还是应该追求更治本的办法。
从我看来治本办法有两个：一是通过贸易谈判，通过WTO改革要使搞错的贸易政策回归正常，这是对症下药。二是对于中国来讲，对美国出口减少的部分要尽可能通过扩大销售渠道出口到其他国家，我认为中国这方面的潜力还是蛮大的。中国现在出口的产品质量相当不错的，价格适中合理，全世界70多亿人口，少几个亿的需求之后，还有很多地方可以销售这些产品。
政策制定上要有一些鼓励出口多元化发展的进程，用两三年时间慢慢你可以找到新的出口市场，建立起新的出口市场。
PaulROMER：我再说一点，如果你问亚当斯密一句话，如果有十亿人几十亿人进行全世界的交流好不好？他说太不得了，20亿或者30亿人口能进行全球交易是太了不起的事。现在有70亿人的全球交易市场贸易市场，在不同的地方进行贸易一定会带来很多好处。很多芯片可能会有一些独立的创新，如果我们能够有各种类型产品进行贸易的话，对于全世界肯定会特别好。
问：相信贸易方面肯定会越做越好，走向正道。最近国际市场都非常关心，我们的汇率是连续的，金融市场说我们应该看一篮子指数，不是7就是92，假设未来对人民币的压力还需要一个市场释放的话，您觉得国际投资者如果看人民币，应该看什么？
周小川：我个人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向最近没有太多研究。但贸易领域产生的问题有可能再度触发全球多个国家竞争性贬值。出现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希望受到这种损失，往往造成的可能性就是汇率贬值，就容易再度出现像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所谓竞争性贬值。
G20国家曾经在上海开会时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曾达成过共识，大家要共同努力防止出现竞争性贬值，我认为这是G20的工作机制中取得的一项很重要的成果。
G20大阪峰会马上要召开，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应该借这样的场合，重点研究这个问题，对全球金融市场给予一定稳定的信号。
更新中……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新浪财经直播封面图来自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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