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周程程每经编辑陈星
耳念珠菌来了，它的耐药性及高致死率引发关注。但世界上的“超级真菌”不止耳念珠菌。近年来，对多种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超级真菌”频频出现，挑动大众神经。
对患者来说，如果“超级真菌”对“一线”药物产生耐药性，则须改用“二线”或“三线”药物进行治疗，这往往会更加昂贵。更让人担心的是，假设“超级真菌”对所有药物都产生耐药性，到时，我们将无药可用。
同时，由于抗生素的研发投入巨大，但利润相对较低，药企对于研发新抗生素的积极性并不高。
一边是患者面临无药可用的困境，另一边是药企不愿研发新药，我们应该怎么办？
世界各地惊现“超级真菌”
全球关于感染“超级真菌”的报道频频出现。去年2月，湖南长沙一名16岁少年在长沙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RICU病房被抢救了整整15天，原因就是感染了“超级真菌”——MRSA（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2017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也曾发布一项病例报告——在美国内华达州的里诺市，一位70多岁的女子感染上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对美国现有的26种抗生素产生耐药性。
碳青霉烯类耐药也在世卫组织发布的首份抗生素耐药“重点病原体”名单中，被列为1类重点。该名单共3类12种。
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每年有70万人死于“超级真菌”感染，其中包括23万新生儿。经合组织——最致命的“超级真菌”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增幅最大，从2007年至今增长了7倍。约75%的“超级真菌”感染发生在医院和诊所。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欧盟国家每年死于抗生素耐药性细菌感染的人数约为3.3万人，是2007年的3倍。
多领域存抗生素滥用情况
“超级真菌”的出现，与人类滥用抗生素密切相关。
世卫组织发布的《抗生素消耗监测报告》研究了全球65个国家使用抗生素的情况。报告指出，蒙古消耗抗生素情况最为严重，平均每千名国民日均抗生素摄取量达64.41剂。非洲国家布隆迪消耗量最低，日均摄取量为4.44剂。
世卫组织研究指出，如不对抗生素滥用情况加以遏制，到2050年，全球每年死于抗生素耐药性感染的将有1000万人。
经合组织的报告则表明，在可能引起感染的细菌中，70%已对至少一种常用抗生素产生抗药性。
抗生素的滥用，是因为在疾病治疗上，它往往被当作“万能药”使用。
英国卫生部数据显示，2017年有38%的英国病人即使出现咳嗽、感冒和喉咙痛等病症时，仍会要求医生开抗生素处方，但这些病症往往可自行痊愈。由于细菌对抗生素的抗药性持续增加，即使病人接受剖腹产子和髋关节置换等常见的手术，也会面临生命危险，估计日后约300万宗普通手术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此外，抗生素在畜牧业等行业也存在滥用情况。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甘华田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养殖业抗生素监管的建议》，指出我国每年抗生素使用量的46%~52%用于畜牧养殖业。养殖业抗生素滥用的情况普遍存在，主要表现为：允许超品种添加、超限量添加、不遵守休药期和停药期规定、不遵守配伍禁忌规定、人药兽用等。这些为食品安全埋下隐患，也为细菌耐药提供了合适的环境。
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智利作为三文鱼出口大国，而当地水产商在养殖时却大量使用抗生素。据媒体报道，2015年，智利著名水产商AustralisSeafood使用的抗生素最多，平均每吨三文鱼使用1.062千克。
产生耐药将加重患者经济负担
抗生素的滥用无疑促使耐药情况的产生。西京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海龙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人和微生物是共生的关系，而非敌对的关系。过度使用抗生素药物，在除草、动物饲养过程中大量使用抗生素，会逐渐导致菌落环境的失调。使用抗生素，可能在杀灭优势菌种的同时，原有的弱势菌种由于对药物不敏感反而会借此大量繁殖。“过去表现为弱势菌种，如今变成一个能够危害到人的菌种，这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细菌也可以通过变异来应对外部抗生素的入侵，从而产生耐药性。
一旦出现抗生素耐药，对患者来说，意味着更重的经济负担，同时可能面临无药可用的情况。
世卫组织指出，如果感染对首选或“一线”药物产生耐药性，则须改用“二线”或“三线”药物进行治疗，这往往会更加昂贵，而且某些环境中可能无法获得。例如，用于治疗耐多药结核病的药物比用于治疗非耐药性结核病的“一线”药物贵100倍以上。
此外，英国政府委托埃克塞特大学等院校的学者们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耐药性的危害对劳动力健康和生产部门的实质性影响可能使全球经济（以GDP衡量）下降2%~3.5%。
学者建议支持抗生素开发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作为人类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这些抗生素都不能起效，那么很可能这种感染将无法治愈。
但目前的情况是，新抗生素的研制步伐十分缓慢。一些制药巨头对于抗生素市场并不抱有过高的热情。去年诺华公司宣布终止抗生素、抗病毒药物的早期研发。此前，阿斯利康就向辉瑞出售了抗生素业务。
这与研制新抗生素需要巨额投入但却未能获得相匹配的收益有关。杜克大学马戈利斯健康政策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7年获批的16种品牌抗生素中，只有5种的年销售额能够超过1亿美元。而新型抗癌药物的销售额则动辄数十亿美元，差距悬殊。并且，目前遏制抗生素使用的要求不断加强，也让一些企业在研发投入上产生顾虑。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7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显示，中国门诊抗菌药物使用率从2010年的19.4%下降到2017年的7.7%，下降了11.7个百分点。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从2010年的67.3%下降到2017年的36.8%，下降了30.5个百分点。
难道我们陷入了一种怪圈，无法跳出吗？这两者之间或许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上述英国政府委托的研究认为，在处方和配药不分离的国家，医生开抗生素处方可能有经济上的动机。建议对医生开出的每一种抗生素都征税，或者在地方或国家一级征税，以此鼓励减少抗生素处方，所增加的税收可投资于抗生素的开发。
上述研究报告认为，另一种选择可能是建立一个监管机构，为处方者提供处方许可或配额，然后让市场决定价格。税收和配额也可以用来阻止养殖业的抗生素滥用，同时税收可以用于抗生素的开发。
研究报告的撰写者之一、埃克塞特大学的理查德·史密斯教授表示，如果抗生素的成本由于征税或配额制而增加，那么只有那些负担得起抗生素价格的人才可以用药的情况必须得到相关机制的管控，这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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